玫瑰:女书人——盛开在江永的玫瑰

女书，作为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唯一传女不传男的文字，在湖南省江永县这座瑰丽神奇的小城中已播撒无数玫瑰种子。如今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胡欣说：“学习女书让我有了人生的目标、找到了真正的方向。现在很多人都是迷茫的，但我觉得，我这辈子能把女书传承这件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84岁的她说：“你们不用再像旧时代那样。”

1940年出生的何艳新，是最后的女书自然传承人，如今独自居住在上江圩镇河渊村。已是高龄老人的她聊起天来目光炯炯，精神康健，很难从外表上看出她九曲回肠的过去。何艳新幼年丧父，自此随母亲在外婆家生活。身为状元的外公教她汉字，外婆教她女书。学习女书时，外婆总是唱着、写着就哭了，何艳新不知道外婆为什么哭，长大以后，面对人生中的诸多变故，她才明白外婆的心情。

19岁那年，何艳新的母亲给她订下一桩婚事，尽管并不满意，她还是被迫成婚。嫁人后，她共生了七个儿女，其中一个儿子没能养活。她的丈夫曾是一名教师，因工资低，便放弃“铁饭碗”，回家种田。为养活一家老少十余口人，她起早贪黑，生怕孩子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得知挑矿能赚钱，她便以女人的体力干起男人的活，没日没夜地挑矿。

上世纪80年代女书被学者发现后，这种简单又特别的字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纷纷来到江永，开展女书的田野调研工作，而何艳新作为为数不多的女书自然传承人也逐渐为外界所知。

1997年，丈夫病重，儿女们外出打工，养家糊口，教养孙子孙女的重任落在何艳新的肩上，她白天耕地，晚上放水，一家人靠田地而活，很长时间她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会女书。忙于田间劳作的她并不想因与专家学者的访谈交流而耽误农活，她说：“有那个时间还不如给小孩们缝缝补补点旧衣服。”来自日本的远藤教授不放弃，知道她先生生病住院，就去看他并给了一些钱，何艳新过意不去，就帮助远藤教授翻译了几篇女书文章。后来远藤还邀请何艳新去了东京，何艳新回国不久后，她的先生就去世了。

2002年，何艳新接受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的邀请，前去辅助开展女书研究，翻译女书七姐妹的遗作，并在此工作了约五个月的时间。当时已入花甲之年的她丝毫不懈怠于女书翻译工作：“我只有500的工资，但有时候晚上十二点才下班”。在被问及研究工作是否适应时，老人道：“我心里郁闷的时候就写女书，把痛苦的事情写出来。”根据何艳新老人的描述，于她而言，女书主要的作用便是排解心中之苦涩，拿起旧时代原则上仅男性才能握住的笔杆，将心之所困洋洋洒洒地写下，心中的雾霾便能被扫去一些。

当被问道如何看待如今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不愿结婚或生子时，何艳新老人道：“不想结婚就不结，我们那个时候是被父母压迫的，现在的人都自由，那就没有必要像我们那样了。”

（何艳新书写女书 拍摄于2024/1/31 图源：邹乐颖）

63岁的她说：“女书人身体里流淌的血液——快乐、勇敢，坚毅”

女书有人死书焚的习俗，当书写者去世后，她的女书作品通常会跟着主人一同被焚化，这导致流传下来的女书文字作品数量极为稀少。

何跃娟，1960年生于江永，2008年到北京休假养病之余向别人说起女书，外界的好奇和对女书的赞美让她产生了推广女书的想法，于是发起了女书的推广宣传活动。2009年在准备女书艺术展作品的过程中，她意识到女书作品的珍贵和价值，也让她下定决心要真正掌握女书的读写，于是正式拜国家级女书传承人何静华为师。

何跃娟表示女书带给她最大的收获是快乐和愉悦，回忆起对女书的印象，她说：“最早听到女书基本都是村里老太太坐在一起做女红，唱女书的场景，但是那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觉得很好听很好玩，我们小女孩在旁边嬉戏打闹就是当时最开心的事情。”

现在已经退休的何跃娟几乎全身心投入到女书的传承工作中。“和我年纪差不多，退了休的，她们跳广场舞、打麻将，每次见面都说说‘何老师，你退休了比没退休还忙’，”何跃娟颇为自豪地说道，“我的状态比那些同龄人都好，我也觉得我比她们都快乐。”

（何跃娟讲述女书习俗三朝书 拍摄于2024/1/29 图源：吕紫茉）

很多人很好奇为什么何跃娟在临近退休的年纪才开始深入从事女书的工作，她说：“40岁后我才真正开始做自己。”原来身为家里五姊妹的大姐，何跃娟从小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刚开始工作时，她每月仅有30.5元的工资，然而要上交20元给母亲，还要负责带弟弟妹妹上学。她说：“当时村里每月放一次电影，我背上背着一个弟弟，左手拉着一个妹妹，右手又拉着一个，是姐姐又是妈妈。”

1998年最小的弟弟大学毕业后，何跃娟从养育弟弟上学转化为送女儿读书。1999年她把女儿送到到永州市最好的高中上学，也是江永第一位把女儿送到永州一中上学的母亲。

说起自己的过往经历，何跃娟两眼有光：“好像从来不觉得苦，在那时的环境中也不能抱怨什么，只能往前看，虽然那时候没有专注学习女书，但是很感谢幼时听到的女歌，有快乐，有勇敢，有责任，像是女书人身体里流淌的血液。”

35岁的她说：“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胡欣，1988年出生于女书的流传地之一——江永县浦尾村。80年代，学者在蒲尾村发现了两位女书自然传承人——高银仙、唐宝珍。后来，高银仙的孙女胡美月，在村里的祠堂办了个女书培训班，胡欣也就跟着胡美月一起学习女书。

成人工作后，胡欣得知家乡女书生态博物馆的售票员嫌工资低，选择了外出务工，从小耳濡目染女书文化的她便决心回到家乡的女书生态博物馆工作。简单的验票工作、相对枯燥的生活，并没有影响胡欣对女书学习的兴趣，反而让她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深层次的女书文化。原来从未写过毛笔字的她，也开始练习女书书法，“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女书文化的学习中，写着写着，心就静了。”回想起学习经历，胡欣动情地说。

（胡欣女书作品 图源：网络）

“没有女书就没有今天的我。”胡欣说道。在2010年，她被授予女书传承人的称号，此后也一直以这一身份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参与世博会、录制电视节目、接受ELLE等时尚杂志的专访……然而女书的现代传承却是她如今的一块心病。“虽然我被称为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但我也已经35岁了，我一直想在90后、00后中找更年轻一代的传承人，但一直没有找到。”

（胡欣接受访谈，拍摄于2024/1/30 图源：徐铭颖）

说起女书的习俗，胡欣面露难色“大多数（女书）习俗都已经慢慢消失了。比如，被视为‘女书培训班’的‘斗牛节’，在过去是女孩们相互唱读作品、切磋才艺的日子，如今却成了我们的一个研学项目，只有外地同学想体验时才举办一次。”

下一代的女书故事谁来述说？

没有了女书起源时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当地年轻人口的流失，女书的故事如何讲，正困扰着当地女书传承人。然而胡欣也很坚定“女书传承对我来说，既是工作，也是使命。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思想家周有光先生曾评价女书是深山里的一朵野玫瑰，它长期躲避了世俗眼光，直到它即将萎谢的最后时刻，才被文化探险者发现。何艳新坚毅的目光，何跃娟爽朗的笑声，胡欣坚定的语言都是江永这片土地上盛开的玫瑰。这朵玫瑰如何开的更艳、更香，是当下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文作者：吕紫茉、徐铭颖、邹乐颖（根据姓氏拼音进行排序）